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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台法院对近年来妨碍民事诉讼不当行为及其处置情况的调查研究

发布时间:2018-12-15 15:24:32


        妨碍民事诉讼不当行为,是指在民事审判执行工作中,相关人员为达到或者帮助他人达到诉讼目的而实施的试图扰乱司法秩序、干扰办案人员、逃避法定义务的各种行为。这些行为长期存在于基层法院司法实践中,已经成为困扰人民法院工作的一大难题。如何积极应对并妥善处置,是不仅关系到审判执行工作顺利开展和司法权威有效树立,而且关系到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和和谐社会建设的重要课题。为此,我院通过对基层法院司法实践中常见多发的各类不当行为的现状梳理,分析当前司法处置中存在的问题及其背后原因,并提出今后解决的对策和建议。

       一、民事诉讼不当行为的实践表现形式及其处置情况

实践中民事诉讼不当行为采取的手段和形式多样。根据粗略统计,2013年我院在民事审判执行过程中共发现各类不当行为7273起,占民事、执行案件收案总数的23.3%。按照行为特征,我们将其划分为以下八种类型,各类行为所占的发生比重(如下图所示)及其处置也各不相同。

       (一)暴力抗法行为。即诉讼中各种矛盾和对抗情绪的升级或极端反应,共310起,占4.3%。包括当事人双方之间或者当事人对审判人员及法警进行推搡、撕扯甚至殴打 ,聚众冲击法庭、办公场所或者执行现场,被执行人或者有关单位暴力抗拒执行活动 ,纠集他人毁损、抢夺执行案件材料、执行公务车辆及其他执行器械等,以及对法官、诉讼参加人等有关人员实施打击报复等行为。由于此类行为情节严重、影响恶劣,一般严格依照法律规定予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二)非暴力不合作行为。即以消极不作为方式妨碍相关诉讼程序顺利进行,共3628起,占49.9%。包括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应当出庭作证的证人、鉴定人拒不出庭作证或者出庭后拒绝回答问题,被执行人故意躲避法院查找,当事人有履行能力而拒不配合执行 ,以及有关单位或人员对法院协助调查或执行的要求拒不配合等行为。对此类行为主要以说服教育为主,告知行为人相关的法律后果,要求其主动配合法院工作。对经说服教育仍不配合的,审判阶段多适用替代性程序,如适用缺席判决以及相关证据规则等,较少对其进行强制或处罚。而执行阶段由于涉及判决义务的最终落实,必要时会采取强制措施督促被执行人或有关单位履行法律义务。

       (三)不诚信逃避行为。即以欺骗、隐瞒、威胁或者贿赂等积极作为方式混淆法官视听,逃避应当承担的法律责任,共499起,占6.9%。包括在法庭上作虚假陈述或虚假证言,伪造、毁灭证据 ,指使、贿买、胁迫他人作伪证,被执行人虚假报告财产情况,隐藏、转移、变卖、毁损财产 ,达成调解协议或执行和解协议后拒不履行,有关单位出具前后矛盾或者不真实的证明材料,有关单位给当事人通风报信或妨碍法院查询、冻结、划拨银行存款,以及妨碍法院依法搜查等行为。此类行为较为隐蔽,难以发现。审判阶段在没有查实的情况下,法官一般存疑不采信,即便查实也鲜少进行处罚。而执行阶段则更严厉一些,对妨碍执行情节严重的,依法采取限制出境、公布拒执人名单、限制高消费等措施,或者予以罚款、拘留,直至追究相关刑事责任。

      (四)缠闹施压行为。即以给法院及法官施加压力为目的而实施的各种示威、耍赖、撒泼、纠缠及威胁性行为,共384起,占5.3%。包括以自杀、自残等过激极端行为相要挟,诉讼过程中以大字报、横幅、公开信等方式引起舆论关注 ,披麻戴孝、抱着家属遗像、携同年迈老人孩子到法院静坐,聚众围堵法院大门,装病、装死、哭闹、打滚等博同情,案外围赌拦截甚至尾随跟踪法官 ,非法获取法官及其家庭成员隐私等行为。目前法律没有明确规定法院对此类行为应当如何处置,法院只能采取说服教育和劝诫安抚手段,对影响恶劣无法劝止的,则只能协调有关部门帮助解决。

      (五)恶意串通行为。即民事诉讼各方当事人恶意串通,采取虚构法律关系、捏造案件事实方式提起民事诉讼,或者利用虚假仲裁裁决、公证文书申请执行,使法院作出错误裁判或执行,以获取非法利益的行为。 共42起,占0.6%。通常发生在欠款、借贷、买卖合同、财产权属纠纷案件中。包括通过另诉确权将个人房产变成夫妻共有财产来逃避合同义务,离婚纠纷中虚构债务侵害配偶财产权或逃债,在外地虚构假案将房产查封导致无法过户,假离婚造成“一套住房不能执行”等情形,以此达到转移财产、逃避债务或骗取国家优惠政策的目的。2012年修订的新民诉法首次明确恶意串通的虚假诉讼行为属于妨害民事诉讼行为,可以对其罚款、拘留甚至追究刑事责任。但实践中此类行为的隐蔽性更强,法官难有确切证据证明其虚假诉讼行为,一般只能在发现问题后谨慎应对,加大审查力度,防止落入陷阱。

      (六)言语攻击性行为。即各种口头或书面的侮辱、诽谤、诬陷、诅咒、威胁行为,内容涉及对方名誉、人格、人身安全等各方面,共1333起,占18.3%。包括当面或以写信、短信等方式言语威胁法官人身安全,电话、当庭或者其他办公场所大声辱骂法官,在微博、论坛等网络媒体上大肆发布对法院及法官不利的不实言论,聚众哄闹法庭或执行现场,以及当事人双方大打骂战严重影响庭审秩序和法院正常办公等行为。虽然法律对此有强制性规定,但法官却多采取容忍态度,或批评教育或淡化处理,最多责令退出法庭。

      (七)滥用诉权行为。即当事人缺乏合理根据,违反诉讼目的而行使法律所赋予的各项诉讼权利,通过法院公权利的行使而影响对方当事人、拖延诉讼时间,从而造成不必要的人力和财力损失的行为,共802起,占11%。包括滥用起诉权(如对同一合同以不同原告的名义和不同的案由进行诉讼),毫无理由地提起管辖权异议或申请回避,将于己方明显不利或证据不足的案件以撤诉后再起诉的方式多次起诉,以及滥用申请财产保全、司法鉴定、调查取证、申诉审查等权利行为。此类行为披着合法外衣,法律也无明确规定,法官只能听之任之,“严格”按程序进行。

      (八)非理性发泄行为。即当事人借机发泄不满情绪的激烈表达行为,共275起,占3.8%。包括送达时扔传票甚至撕传票,当庭撕毁证据或笔录,在庭审笔录上乱写乱涂,宣判时撕毁判决,故意撕毁法院执行公告、封条,以及未经法庭允许用手机等设备对庭审过程进行录音、录像或摄影,法庭上随意走动,故意打断他人讲话等违反法庭规则干扰庭审的行为。法官在处置此类行为时以训诫为主,对于法律没有明确规定的只能采取批评教育手段,责令行为人严肃检讨其错误行为,消除不良影响。

       二、民事诉讼不当行为司法处置中暴露出的问题

面对各种不当行为,法院的司法处置较为温和的有说服教育和劝诫安抚等手段,带有强制性的既包括传统的拘传、训诫、责令退出法庭、罚款、拘留措施,也包括2007年出台的在执行工作中适用的限制出境、公布执行债务人名单、2010年出台的限制高消费以及2013年出台的公布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等新型强制措施。 实践中,法院一般根据行为性质和情节轻重的不同,审时度势采取相应处置方法。但在调查研究中 ,我们却发现处置效果并不尽如人意,暴露出以下问题:

      (一)处罚力度小,制裁威慑严重不足

首先是处置手段偏软,强制措施适用极少。从近三年的数据来看(见表一),司法处置以温和的说服教育、劝诫安抚为主,拘传为零,罚款、拘留措施相对于当年的民事执行案件收案数量而言,适用率在审判阶段基本趋于零,在执行阶段分别为0.2%、0.08%、0.04%和1.6%、1.1%、0.9%,而追究刑事责任的也极少。另外,根据粗略统计,2013年我院对违反法庭规则的行为人,共采取训诫措施139次,责令退出法庭措施28次。这与民事诉讼不当行为的发生频次及不良后果形成了强烈对比,说明绝大多数不当行为没有得到应有的惩罚和制裁。其次是处置手段单一。法院自身能用的办法不多,难以对当事人形成有效震慑,很多时候不如协调相关部门出面更具威慑力,也有很多时候需要有关单位的协助和支持,新型强制措施也才初步探索适用。

       (二)违法成本低,违法行为层出不穷

“人们是否会由此而实施破坏现存社会秩序的违法行为,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行动的成本:成本越高或风险越大,其违法的可能性就越小;反之,成本越低或风险越小,其违法的可能性就会越大”。 在绝大多数民事诉讼不当行为不会受到处罚、司法处置力度小的情况下,当事人抱着“闹了比不闹好”、“反正被发现了也没事”、“我就是要恶心一下你们”等心理纷纷效仿。通过发放调查问卷,当事人对不当行为层出不穷的现状也给出了自己的答案(见表二)。从他们的角度考量,立法设定的违法成本和实际发生的违法成本,明显低于其获得的审理期间无限延长、案件事实无法查清或被歪曲、自身博得各方及舆论同情、案件无法执行等收益。因此,必然催生出更多不当行为,并且也更加肆无忌惮。80.7%的法官表示近年来妨碍民事诉讼的不当行为有所增加,且越来越难处理,75%的法官表示强制措施“实践效果不好”或者“没什么用”。

      (三)处置起来顾虑多,精神损耗无形增加

法官如果对不当行为采取强制措施,普遍存在“三怕”心理:一是怕麻烦。在当前较为繁重的结案任务前,如果采取强制措施,除了要走严格的审批程序,还有可能引发诉讼中止、延期审理、超审限责任、错案风险等一系列后续问题,法官担心案子审理起来将更加麻烦;二是怕激化矛盾,担心当事人闹得更厉害或者引发信访,另外也担心当事人走极端,做出自杀、自残等过激行为;三是怕遭到报复,担心自身及家人的人身安全受到威胁。如果不采取强制措施,法官则不可避免要投入大量精力来应付周旋,既要考虑程序的顺利推进,又要考虑准确查明案件事实,还要费尽唇舌说服当事人配合工作,并同时照顾好他们的情绪,避免造成不良的社会效果,法官因此压力倍增心力交瘁。在“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心理下,基层法官对于默默忍受各种不当行为已经形成惯性,法官无奈地称“被当事人骂是正常的,不骂才是不正常”,许多优秀人才也因此流失。

      (四)司法资源浪费,法律公器遭到挑战

民事诉讼不当行为严重干扰了正常的司法审判秩序。发生不当行为的案件往往成为难办案件、“硬骨头”案件甚至积压案件:程序中断难以恢复、案情久查不明、判决执行不能、信访程序启动、法官跑断腿说破嘴、法警全副武装开赴执行现场……这些无不浪费法院的人力物力,最终还可能卖力不讨好,不仅无辜者正当权益遭受损害,始作俑者也没有受到应有惩罚,致使部分案件一拖好几年,时间和精力耗费在当事人反复纠缠信访中。这种形势下,民事诉讼程序理应传达宣示的公正、自由、效益、秩序等价值被破坏,国家的司法权威和人民法院的司法公信力在公众心中大打折扣,司法这架社会救济机器不能正常运行,导致带来不可估量的负面影响。

       三、问题背后的深层次原因

我院实践反映出民事审判执行工作已陷入不当行为日趋严重、立法制度设计被空置、司法不堪其扰却又无计可施的困境。现行制度体系整体表现疲软,形成恶性循环,只有找出其背后的深层次原因,才能从根本上摆脱困境。

      (一)司法环境发生深刻变化,维稳压力倒逼

随着全面深化改革,社会转型期各种深层次社会矛盾和问题充分暴露出来,司法环境也随之发生了深刻变化。主要表现为案件数量急剧攀升、社会利益错综交织、当事人过激偏执行为增多、舆论关注度前所未有,一起案件或案件中的突发事件处置不当,就可能产生“一石激起千层浪”的联带效应,给法院造成极大压力。为应对形势变化,法院在开展审判执行工作中,不得不高度重视在公正司法之外肩负的维稳责任,法官在办案过程中同样也高度重视判决、执行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有机统一。在这种共识下,案外不稳定因素成为办案的重要考量,当然也包括对各种民事诉讼不当行为的处置是否妥当、是否会产生不利后果等。事实上,许多情况下案外因素牵涉到的维稳问题要远复杂于案子本身的法律问题,因此,法院自上而下都表现得谨小慎微。

      (二)相关立法规制不力,存在诸多法律空白

针对民事诉讼中的不当行为,立法主要规定于民诉法第十章“对妨害民事诉讼的强制措施”,并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民诉法若干意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执行工作若干规定”)等法律法规中进一步细化了适用情形,刑法中妨害公务罪以及“妨害司法罪”中部分罪名也涉及民事诉讼不当行为。但相对于复杂的司法实践和当前严峻的维稳形势,立法滞后的问题凸显出来,很多审判执行过程中非常普遍且性质恶劣的不当行为,并未纳入妨害民事诉讼强制措施的调整范围,刑法罪名中也仅有妨害公务罪、妨害作证罪、帮助毁灭、伪造证据罪、打击报复证人罪、扰乱法庭秩序罪、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和非法处置查封、扣押、冻结的财产罪7个罪名与民事诉讼不当行为相关。因此,对于法律规制之外的许多不当行为,法院处置无法可依,难免时时有力不从心的感觉。

      (三)强制措施适用困难,实践可操作性不强

       1、对行为及其处罚规定比较笼统。定性上,违法特征表述含糊。如拘传“负有赡养、抚育、抚养义务和不到庭就无法查清案情的被告”,哪些应认定为“不到庭就无法查清案情”;“伪造、毁灭重要证据”,哪些属于“重要证据”;哪些行为方式可以认定为“恶意串通”等等,让法官难以把握。处罚上,手段没有区分度。如训诫和责令退出法庭之间、罚款和拘留之间的法律适用条件基本相同,界限比较模糊;罚款规定的处罚幅度太大(个人在10万元以下、单位5万元以上100万元以下),缺乏对轻重情节的具体描述,赋予了法官过大的自由裁量权,容易引发当事人执法不统一、处罚不均衡的质疑。因此,法官需非常慎重,不是在确有把握的情况下,不敢轻易适用。

        2、审批程序繁琐复杂。除训诫、责令退出法庭可以当庭适用之外,拘传、罚款、拘留措施均要经过庭长、主管院长、院长层层审批。考虑到复杂的手续以及周期可能较长、领导可能不批等不利因素,在具有可选择性的情况下,法官往往会放弃这种费时费力且结果和时间都不可控的措施。

       3、后续诉讼程序衔接不明。对强制措施引起的程序中断问题,如责令原告或被告退出法庭或拘留之后,本次庭审的效力,特别是能否缺席判决,是否需要再行组织开庭,是否属于诉讼中止、延期审理的法定情形,法官是否承担超审限责任等,由于关系到案子能否顺利审结,是承办法官最关注的问题,但法律均无明确规定,让法官无所适从。

        4、措施本身威慑不足。最严厉的是拘留15日,一方面是在许多案件中,当事人“挺过”15日所付出的代价要远远小于依法履行义务的代价,大量被执行人明确表示,就算拘留也不履行义务;另一方面是不利于针对行为的严重程度拉开处罚差距,做到行为与处罚相适应。而拘传、训诫、责令退出法庭对当事人来说就更是不痛不痒了。在“成本核算”下,当事人面对强制措施可能仍不配合, 导致强制措施实践效果较差,法官面对的是徒劳无益与尴尬无奈。

      (四)司法相关配套措施不健全,处置时四处掣肘

       1、与检察院、公安机关配合不畅,刑事程序启动难。实践中,三机关往往对此类案件罪与非罪的认识不一,立法上也没有统一、明确的标准。公安、检察机关不会主动介入涉嫌相关罪名的调查和审查批准逮捕。特别是在异地执行受到阻碍甚至围攻,执行人员遭到伤害时,由于还涉及异地公检法三机关的协调配合,实践中更难操作,执行法院只能自咽苦水,行为人却逍遥法外。因此,如确需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往往需要法院与检察院、公安机关之间事先多次协调,报告领导机关同意后,才能启动公安机关立案侦查、检察院批准逮捕、提起公诉、法院审判的刑事诉讼程序,大大削弱了刑罚的震慑作用。

       2、司法联动机制不健全,处置手段易落空。民事审判执行活动涉及面广,需要社会各部门发挥协调监督、协助配合和引导督促等联动作用。但目前大多数的联动尝试限于法院与各部门的单独协调甚至是口头协议,不仅在法律上缺乏明确具体的顶层设计,在实践中也容易呈现短期化、分散化、消极化的状态,在长效机制构建、权责划分、激励制裁等方面均存在诸多问题。如需要其他部门配合的限制出境、公布拒执人名单、限制高消费等措施,均在实践中遇到了上述问题,可能在措施刚出台时作用比较明显,但时间一长就没有效果了。又如罚款措施,如果当事人名下没有财产或早已转移,也面临“执行难”问题,需要其他部门配合采取执行措施,否则罚款决定将成为一纸空文。在这种情况下,法院想创新其他处置手段更是一筹莫展了。

       3、涉诉信访规范化和制度化程度不高,法官投鼠忌器。主要表现为门槛低、非程序化、功能定位不明、对无理信访缺乏甄别等问题,尤其是诉讼程序中的来信来访如何界定,与诉讼之间的关系如何处理,尚有许多争议和不明之处。实践中,法官可能因办案中的态度问题即遭到当事人信访,导致在办案过程中经常接待各种信访当事人。许多当事人就是抓住这个空子,利用信访行妨碍民事诉讼之实。因此,法官普遍反映对当事人不当行为采取说服教育或劝诫安抚的方式最为妥当,以免当事人借此将矛头转向法院,用信访向法官施压。

       4、司法资源配置不足,法官有心无力。基层法院人少案多的矛盾依然存在,不当行为使法院本就紧张的司法资源更加捉襟见肘。不堪审案压力的法官对于推进诉讼或执行的迫切性实际上并不亚于当事人,“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忍忍也就过去了”、“别自己给自己找麻烦”等心理普遍,妨害民事诉讼行为如果尚在可控范围内或有其他替代性措施,他们宁愿忍让以求尽快结案。另外对不当行为进行司法处置还需要警力保障,警力不足以及管理序列不同的制约也构成法官放弃采取强制措施的重要原因。

       (五)司法人身安全保护力度不足,相关保障缺失

在社会不稳定因素增多,而规制处罚乏力的情况下,法官对自身安全保障问题存在很大顾虑。从法律规定来看,只有《法官法》第八条第(五)项规定了“人身、财产和安全受法律保护”,而这仅有的一条规定执行起来又缺乏相应的配套措施,法院内部又缺乏有效的内部保护机制,故当事人与法官缠闹时,法官一般只能采取消极躲避的方式,不敢与伤害人发生正面冲突,自我防卫手段又相对欠缺,法官一旦遭受到当事人、案外人的伤害时,一般是以处以罚款,情节严重的也就是予以司法拘留等经济、行政手段来处罚,加害人伤害法官后被追究刑事责任的案件极少,而法官为息事宁人,起诉民事赔偿的也就更少了,这些欠缺使法官成为了一个容易受到攻击又缺乏保护的群体。 这些不利因素让法官对各种不当行为颇为忌惮,不敢采取严厉手段。

       四、有效遏制民事诉讼不当行为的对策和建议

可见,在当前形势下遏制妨碍民事诉讼的不当行为,体现出了“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重要性。它立足的是法治的神圣和尊严,关系到整个社会对法律的尊重和法治的建立,其意义不仅是现实的,更是长远的。但它又是一项系统工程,许多现实情况不可能一蹴而就:(1)部分地区法院审判执行任务过重、司法资源短缺的现状,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都不会改变,想方设法尽快结案仍然是法官首要关注的焦点;(2)司法公信力不高的问题还需综合治理,公众对司法的不信任以及由此对法院产生的各种消极影响短时间内不会消除,公众对信访制度的青睐将继续存在;(3)司法环境的优化,社会对法律的敬畏,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而有赖于长期潜移默化。因此,我们既要有长远的综合治理,也要有眼下的具体方案,抓住症结,对症下药,坚持对妨碍民事诉讼不当行为“当宽则宽、当罚则罚”,确保民事诉讼程序良性运转,牢固树立司法权威。

       (一)加强社会诚信建设,优化当前司法环境

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的现状将持续很长一段时间,期间社会价值体系、价值观念和社会规范体系的新旧交替,不仅需要法律的调整,也需要社会道德的引导。应当在加强法治建设的同时,不断加强社会诚信体系建设,通过建立个人诚信档案和社会诚信数据库,将妨碍民事诉讼的不当行为纳入社会诚信管理体系,对那些缺乏诚信、一味以违法乱纪追求不当利益的人,给予必要的警示和约束,使其在社会广泛的消极否定评价下,树立正确的道德观和价值观,倡导良好的社会风气和正当的诉讼观念,从思想根源上有效遏制不当行为的出现和蔓延。同时,司法工作人员也要正确认识和处理不当行为和社会效果的关系,不能片面地将社会效果仅与社会稳定联系在一起,更要与社会需求、社会价值、社会道德、司法权威等大局利益联系在一起,加强对惩戒妨碍民事诉讼不当行为的法制宣传教育,以司法应有的教育、引导、示范、惩戒等作用助力社会诚信体系建设,进一步改善当前不利的司法环境。

       (二)完善强制措施制度设计,增强实践可操作性

强制措施立法已随着民诉法修改经历了三次调整,其中,对有协助义务单位的强制措施从种类到适用情形,共修改三次;罚款数额三次修改三次提高;对恶意诉讼行为专门增加了两条,均呼应了司法实践中的迫切需求,修改重点在于扩大适用范围和加大处罚力度。按照这个立法完善的方向,建议上级法院制定司法解释或指导意见,从以下几方面细化相关规定:

       第一,细化违法特征,扩大适用范围,区分处罚程度。分解细化当前归纳概括式的法条规定,采用描述式语言准确说明妨害行为的违法特征,列明各种具体情形。运用扩大解释方法将强制措施适用范围扩大,厘清实践中八大类型不当行为中哪些应当采取强制措施,为司法处置提供有力依据。同时,建议区分不同主体、不同行为、不同情节、不同结果差别化地采取强制措施,如日本《民事诉讼法》规定“证人没有正当理由而不出庭时”,法院可处10万日元以下罚款(第192条),“第三人不服从提出文书命令时”,法院可处20万日元以下罚款(第225条)。 同时,对不同强制措施的适用应既相互区分又相互衔接。如对被告拘传后仍拒绝配合的可以进一步对其处以罚款;对行为人单纯的消极不作为应以罚款为主,造成严重后果的可以拘留;如果行为人实施了暴力、威胁、欺骗等积极行为时,则应视情节轻重予以罚款或拘留;对仍不悔改的允许连续适用,以增强威慑力。

       第二,规范程序适用和权利保护机制。明确告知义务,保障当事人知情权。在行为人有妨害行为时运用庭审录像、监控、鹰眼等设备以及见证人签字的工作记录等手段固定证据,确保处罚的正当性,缩短院长判断和审批的时间。同时建议将院长的审批权扩大解释为主管院长的审批权,逐步简化繁琐的审批程序。明确采取强制措施引起的程序中断问题,加强程序衔接。

       第三,充分考虑适用的实际效果,优化配置司法资源。一是有效果才适用。如《美国联邦民事诉讼规则》第11条明确对罚款等措施的适用进行了限制,一方面在条文中明确规定,“制裁应当限制在能够充分地制止同样行为或其他相似情况下的类似行为重复发生”,也就是说,如果通过罚款无法达到制止该妨害行为再次发生的效果,就不得罚款。另一方面,考虑到某些罚款不会有效果,于是以列举的方式规定不得罚款的情形,如由他人代为诉讼时他人故意对请求所依据的法律作不当表述时,当事人自己对此无法控制,于是规定不得对当事人本人罚款。 二是达到目的就解除。如果行为人在作出决定后承认错误并道歉,及时停止妨害行为,积极配合民事诉讼工作,消除对司法权威的损害影响,法院可以酌情减轻或撤销之前的相关决定。三是要求当事人配合。允许当事人通过申请要求法院制裁妨害行为,但为了防止司法资源被浪费,当事人应当在申请中写明理由及附相关证据。这样既提高了当事人积极性,也减轻了法官压力。

       (三)正确认识刑事责任追究,发挥刑罚震慑功能

民事诉讼不当行为损害他人合法权益、严重干扰司法、损害法律公器,对产生严重社会危害性、构成犯罪的行为应当坚决追究其刑事责任。立法上应当明确妨碍民事诉讼不当行为构成刑事犯罪要件的规定,定罪和量刑的具体标准,完善刑法罪名以及追究相关犯罪行为的诉讼程序规定,统一公检法三机关的认识,以便实际操作。在对行为人追究刑事责任的过程中,要以维护司法权威为己任,积极争取上级领导机关的大力支持,坚持侦查机关、检察机关和审判机关各司其职、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工作原则,同时也要担当好受害者发言人的角色,积极提供和移交相关证据材料,实现对妨碍民事诉讼犯罪行为的“精确打击”,从而对行为人达到普遍震慑的目的。

       (四)健全司法联动机制,形成社会制裁合力

首先,应当加强法律顶层设计,尽快制定和完善司法联动的相应法律法规或司法解释,进一步明确细化法院及其他协助义务部门、单位与个人的权利、义务及责任分配等,为司法联动机制发挥制裁合力提供可靠的法律保障。其次,应当明确实施细则和具体操作。近年来,我院在执行联动机制建立上进行了许多有益探索,拓展完善了协调监督、协助配合和引导督促三个联动层级体系,将法院单打独斗的执行模式转变为以法院为主、各部门协作联动的执行模式,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今后可以尝试将这种模式引入审判阶段,在需要各部门协助查清案件事实、警示约束当事人配合审判工作的重要环节建立联动机制。通过贯穿审判执行全过程的联动机制,一方面督促有协助义务单位履行法定义务,避免推诿责任,另一方面也有利于落实制裁手段,创新处置方法,树立司法权威。如最高人民法院于2013年7月1日出台公布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相关司法解释,并于11月14日与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签署合作备忘录,共同明确了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纳入征信系统相关工作操作规程,使相关规定得到了协助单位的有力配合和执行,取得了良好效果。

       (五)加快信访规范化、制度化改革,树立良好导向

日前公安部新修订了《关于公安机关处置信访活动中违法犯罪行为适用法律的指导意见》,对缠访闹访、自伤自残、妨碍公务、舆论中伤、扰乱国家机关工作秩序等恶意行为均规定了明确的处理意见。司法应尽快建立衔接机制,加强与公安机关的协调配合,争取主动权,对涉诉信访中借信访之名干扰司法公正的违法犯罪行为加大打击力度。但问题的根本解决还依赖于涉诉信访的规范化、法制化改革,应当进一步完善信访立法,规范信访受理范围和处理程序,将带有非法目的的无理信访、违法信访等行为剥离出信访程序,树立良好的导向,才能有效防止行为人利用信访行妨害民事诉讼之实。

       (六)充分保障司法人身安全,解除法官后顾之忧

加强相关立法,增加对法官特别保护的法律规定,如设立藐视法庭罪、庭外侮辱、诽谤法官罪等专有罪名;加强司法警察建设,配足配强警力,强化司法警察在维护法庭秩序与安全方面的职责,提高处置突发事件的能力;探索建立申请保护制度,审判人员在自身安全确实受到威胁时,应向院领导及时提出,采取预防保护措施;加强各项安保设施设备建设,在法官外出工作时采取必要保护手段;对法官个人信息实行保密;落实禁止私自、单独会见当事人的审判纪律,建立健全接待当事人来访制度;处理好安全防范与司法为民的关系,提高法官的安全防范意识;对危害法官人身生命安全的犯罪行为,要严惩不贷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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